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在当时做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决定：1981年，他以高分考入了复旦大学经济系。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几年，平均每年合计招生人数不到50万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竞争打造了货真价实的一代“天之骄子”，每个人都极其重视选择专业的机会。

“大学生当工程师才有前途！”

张军并没有被时代的“刻板印象”所影响，而正因为当年这个不被看好的选择，才让“独木桥上”考进复旦的他，在未来有机会参与到中国重要的经济体制变动中来，而他的一生也与“经济学”紧紧联系在一起。

朴素的年代下的求学路

上世纪80年代，虽然思想解放的氛围已经很浓重，但课堂上讲的知识依旧很陈旧，尤其是经济学，由于当时工业、制造业发展的需要，并没有像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那样更新到国际最新的状态。而“讲座”，便成了张军最珍贵的学习新知的途径。

“先介绍一个外国经济学人物，再关注他个人的研究，主要是讲美国经济学关注的东西。” 这是当时校园中最流行，也是他最爱的讲座形式。讲座大多数都是安排在学生们吃了晚饭和洗了澡之后。现在回想起来，那无疑是校园生活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

“那时听说上海海运学院（现上海海事大学）跟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有一个关于海洋经济方面的合作班。 海院在浦东，复旦在浦西，当时交通非常不便，我们每天晚上从复旦骑自行车到黄浦江码头，再坐轮船摆渡到对岸听课，下课再赶回宿舍，已经是后半夜了。”

80年代的教学资源远不如现在信息互联网时代这样丰富，经济学则更是如此。

为了学习到更多，“跨越大上海”、“等通宵” 等经历在张军的大学时光不在少数。而这些经历，除了给他带来了刻板教科书之外的“养分”，更为他未来的经济学研究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学总有一种吸引力，让人放不下它

1985年从复旦毕业后，张军没有像当时的毕业生那样选择分配工作，而是继续学习深造，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工业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转型和增长等，并出版多本经济学领域的著作。

张军用自己实力证明了“经济学”对社会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理工科。作为当今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不仅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位，更在政府智囊团中为经济政策献计献力，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让经济学理论真正发挥了现实作用。

2015年10月，作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是“过渡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之一，与林毅夫、樊刚一起以高票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这些华丽的字眼、羡煞旁人的头衔，背后其实隐含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时光。

2009年，张军突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在患病之前，他是正进入人生快车道的“青年经济学者”。2016年张军第一次在访谈中谈到2009年的那场大病。

“急淋”这个病往往是小孩子得的较多，我得这个病的时候，已经46岁了，属于高危年龄群。现在回头想想，能挺过来真是不容易。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治学，没有停止对学术、特别是对经济学的研究。

通过6年的治疗和恢复，张军的病情得到治愈，但身体毕竟经历了一次巨大创伤，辛苦劳累本应该尽量避免，但他却在2015年接受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这个公务十分繁忙的职位。

“当时我心里也在想，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之后，是不是接下来就应该处于一个半退休的状态，过着老年人的生活？但我觉得好像这样的话还是有点无聊。我不甘心。”

不甘就此退缩的坚韧精神，支撑了张军教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的“院长”工作。他还在不断研究学习，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学习复旦经济学院的管理和创新教研。而这场劫难之后，他心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前我只知道一路狂奔的时候，是不能欣赏那些路边的风景的。现在变了，会去看，会觉得那些人也很可贵。人变得宽容了，学术上也变得更宽容。学会欣赏别人做的那些事情以后，我也开始愿意跟更广泛领域的思考者、思想者交朋友。

经济学属于每一个普通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经济学仿佛又变成了“高大上”的代名词，成为最热门、竞争最大的行业。然而，真正关心和了解经济学的人并不多。

“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并参与到这中间来。”

经济是有情感的，它的改变会迅速波及到整个社会、每个行业甚至每个人。相反，每个人的行为和思考，也都可能感性地影响到整个经济环境。它不仅仅是门高高在上的理论，它和每个人的生活工作都息息相关。

“自助餐怎么吃比较划算？”、“我怎么才能拿到比同行业更高的工资？”、“我该怎么认识经济大环境的波动？”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能用经济学思维轻松解决。

为了能将经济学普及到更多人当中，在身体不适，学院杂事等百忙之中，张军教授抽空和喜马拉雅合作制作了《复旦张军的经济学思维课》。

他以自身的经验告诉大家，经济学不仅是经济学家的事，更是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导师”。了解整个经济学原理，对你的人生道路抉择、生活态度都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