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金融报

连平系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今年以来，受疫情和外部冲击等影响，国内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这个判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专访时提出的。他的这段访谈于昨日刊登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

在这段专访里，记者关注到易纲的一句表态。他说，“货币政策将继续从总量上发力以支持经济复苏，同时也要用好支持中小企业和绿色转型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易纲在说这句话时，用了“同时”二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性，很清晰地通过这两个字显现出来。

那么，当前，我们是如何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得如何？有多大的健全和改进空间？又该如何看待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总量型货币政策的关系？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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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积极效应

《国际金融报》：连教授您好！不知是否关注到一条新闻，近日央行行长易纲谈到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您怎么看待易纲行长这次的表态？

连平：其实，所谓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指有定向投放目标要求的再贷款再贴现类工具。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性运用，通过激励相容机制，引导金融机构行为，促进银行信贷结构调整，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有助于市场主体纾困、促进就业发展。

具体来说，再贷款再贴现工具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支持，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恢复。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有助于绿色经济发展，有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有助于支持科技强国建设和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支小支农再贷款的持续较大规模的投放，有助于缓解小微企业和农产等市场主体的困难，稳定就业市场形势。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业和航空业的应急贷款，有助于减轻疫情对这些行业所形成的巨大压力，为这些行业度过难关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由此可见，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对的是实体经济中客观存在的急迫需求，而这些需求又是总量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所不能直接企及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发达经济体逐渐认识到金融市场存在失灵的缺陷，开始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开展调节。如欧央行推出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和英央行推出了融资换贷款计划（FLS）。

《国际金融报》：谢谢您，我们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您觉得，从我国支持实体经济的实践看，这些年的效果如何？

连平：近年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性地运用，在完善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功能的同时，对实体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从普惠小微贷款这一重要的种类来看，2022年一季度末，我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到20.8万亿元，为2018年初的2.8倍，占银行业贷款总量的比例约达10.3%；2020年初以来增速维持在10%以上，2022年一季度增速达24.6%，较2020年同期高12.8个百分点。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5039万户，是2018年来的2.2倍，约占全国小微企业总数的45.8%。2021年新发放的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93%，比2020年下降0.22个百分点，比2018年下降1.38个百分点；随着2021年以来的小幅降准和LPR小幅下降，2022年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由上述数据可见，数年来普惠小微贷款的扩大投放，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和流动性状况，有助于小微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营成本，在较大面积上支持小微企业维持生存，为保市场主体和稳就业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优化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性功能

《国际金融报》：作为央行采用的“不同于统一货币政策的有差异化的货币政策”，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各国的实践中有着不同的做法，也在不断地提升和优化。您觉得我国央行还应从哪些方面加以健全？

连平：你说得很对，作为货币政策框架的主要构成部分，未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更好地支持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就有必要进一步健全、提升和优化。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不仅有结构效应，也有总量效应，这已为包括本文在内的众多数据所证明。那种只看到结构性功能，否认或忽视总量性功能的看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但结构性政策工具功能依然十分重要。市场经济体系往往存在市场失灵的风险。现实中的微观主体是异质性的。如果货币政策只注重总量，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结构的扭曲，总量目标也难以有效实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通过引入激励相容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信贷资源流向更有需求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金融资源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一种观点认为通过结构性工具向市场注入的资金与总量型工具投入的资金本质上没有区别。但增量信贷首轮投入目标领域，无论是从货币政策还是实体经济哪个角度看都有明显的差异。

在我国宏观杠杆率已经偏高，存在一系列薄弱环节，尤其民营经济存在结构性困难的情况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仍有进一步使用的空间，依然可以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以更有效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国际金融报》：我理解了，总量控制效应也非常重要，结构性工具更像是总量工具的补充。

连平：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总量性工具可以退出货币政策的历史舞台。总量工具是货币政策工具的主角，总量功能是货币政策的首要功能。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取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用量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总称。其实质是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需要扩张和收紧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常见的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基准利率等工具基本上都是总量型工具。不能因为结构性工具频繁使用并取得一些积极成效就忽视了总量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其工具的运用，也不能因为结构性工具具有一定的总量效应就认为可以替代总量工具，更不能因为总量工具使用减少而否认结构性工具的积极效应。

事实上，尽管结构性工具具有总量的效应，但这种效应还是比较有限的。经测算，自2020年至2022年一季度末，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累计投放2.3万亿基础货币，只相当于降准1个百分点多一点。

《国际金融报》：既然总量型工具仍然这么重要，您觉得我国当下应该如何运用好总量型工具？

连平：在我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稳增长具有很大挑战的态势下，总量货币政策仍应发挥重要和关键的作用。不能因为我国过去货币政策曾经有过“大水漫灌”的经历和近年来美联储实施极度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负面效应，而束缚了我国总量货币政策的手脚。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性特点不同，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应具有前瞻性特点，即应超前地开展逆周期调节。尤其是在当下，国际环境十分严峻，内需因各种长期积累的复杂结构性因素影响以及疫情反复冲击而回升力度有限，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应该适当加力，前瞻调节，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可以接受的合理区间。

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货币政策性质出发看我国货币政策，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应摆正位子，理顺关系。总量政策应该为主，结构政策应该为辅；不能主次不分，甚至颠倒两者关系。未来应在运用好总量工具的同时，持续创新性地运用结构型工具，以弥补总量工具的不足，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功能。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要把握好度

《国际金融报》：既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总量型工具各有互补，都不可或缺。您觉得未来我们该如何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连平：未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需要把握好度。与总量型工具无差别地投放和收缩市场流动性不同，结构性工具的运用具有一定程度的行政主导信贷资源配置的意味。前者在货币政策扩张和收缩过程中，更多地是以市场机制来调节和配置各部门的流动性。而后者则由政策主导，主要是由行政手段来配置相关的新增信贷，市场机制配置新增信贷比重就低，与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不相吻合，从而可能会降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事实上，结构性工具的使用使得央行在信贷投向问题上替商业银行做了决策。如果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则商业银行商业决策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商业银行应该遵循国家的战略要求，但这应该是在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基础之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结构性政策支持的小微贷款比重达到较高水平时，部分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就有可能变差，资产的流动性降低，信用风险就会逐步上升。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对特定领域的特定市场主体提供融资支持，这种功能比较接近财政政策的相应功能。往往财政贴息或者财政补贴都能达到类似的政策效果。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往往是提供低成本资金，其实也是一种补贴。财政补贴和贴息是财政部门的财政资源给出，而低息贷款则是央行提供低成本资金，通过商业银行进行实施。问题是央行承担财政职能在何种程度上是合理的，有没有必要货币政策持续不断扩大这种职能，需要做出理性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