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不久前公布，对于此次人口普查所揭示的我国人口变化趋势，需要全面认识和把握，并高度重视其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着力清除未来发展中人口因素可能设置的障碍，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达到必要的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以十足的成色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雄厚物质基础。

    人口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2020年人口总量为141178万，在2010年的基础上增加了7206万人，意味着年平均增长率为0.53%。这是一个预料之中的结果。一方面，与2000年至201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0.57%相比，人口增长速度继续减缓；另一方面，由于2020年比2019年多出的1173万人实际上是两次普查之间历年的误差总和，自然应该分摊到各年度的数据中，因此，普查结果并不否定过去10年人口增长逐年减慢的总判断。总体来说，我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在此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得到更为准确的揭示。

    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结果，相应导致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表现为人口老龄化过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也是21世纪的全球大趋势。联合国预测数据表明，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发达国家约为25.9%，在发展中国家（不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约为12.1%。虽然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目前仅为5.7%左右，但是也将迅速赶超上来。作为一个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冲刺阶段的国家，我国自然不会置身这个老龄化过程之外。

    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进程快。与世界总体及主要国家组别相比，我国的老龄化进程都将是最快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总和生育率即妇女平均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就已经降到了2.1这个保持人口稳定需要的更替水平之下。而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3。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结果必然是人口老龄化；处于极低生育水平，结果则必然是极快的老龄化速度。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在2015年至2055年期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将以年均2.35%的速度提高，而这个比重的提高速度世界平均为1.53%，其中高收入国家平均为0.9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2.17%，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为1.98%，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44%。

    第二是规模大。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而且这个地位将长期保持。虽然我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预计从2020年的18%左右显著降低到2055年的13.2%，届时我国将不再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但是，同期我国老年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将仅仅从23.4%左右降低到22.6%，意味着将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

    第三是“未富先老”。即老龄化程度在世界的排位显著高于人均收入的世界排位。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13.5%左右，但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然而，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8.7%，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约为12.5%，高收入国家平均约为24.1%。这一特征将长期保持不变。2035年，我国老龄化率预计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届时预期达到的人均GDP约为23000美元，仍低于2019年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人口老龄化挑战中的机会窗口

    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降低、老龄化水平提高，是我国正在经历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人口转变阶段。相应地，防止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应对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带来经济增长冲击，以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则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任务。我们所要做的，便是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把挑战转化为机遇。一方面，按照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部署，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推动生育率向更均衡水平靠近；另一方面，学会与老龄化共舞，科学应对人口变化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冲击，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确立的增长目标，是考虑到这一时期面临的重要挑战而提出的，因此，老龄化的严峻性并不是人口普查数据初次揭示出来的，也丝毫不会改变我们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有人担心，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和高老龄化率及其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会进一步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会妨碍实现2025年和2035年的人均收入目标。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首先，我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虽不能指望新成长劳动力的增加，却可以靠劳动力转移来满足。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5%左右，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1%相比，仍有约22个百分点的劳动力转移空间，而每一个百分点就代表着800余万劳动力。此外，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9%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4%之间，仍然存在18.5个百分点的差异，通过把进城务工人口转变为市民，可以显著稳定劳动力供给。其次，在关键领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产生增加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因而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口变化趋势确有冲击经济增长的风险，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要重视以往关注不够的人口因素风险，即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效应。根据一般规律，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会出现两个人口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以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为标志。2012年，我国15岁至59岁人口达峰并转入负增长。这造成对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冲击，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实际增长减速。总体来说，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实际增速的下行趋势，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预期是完全吻合的，说明这期间没有遭遇来自需求侧的冲击。如果需求因素始终能够满足潜在增长率的要求，目前预测的增长潜力尚属合理增速区间。

    然而，如果在2025年左右达到总人口峰值并开始负增长，即第二个转折点，经济增长将遭遇需求侧的冲击。一旦总需求不足成为实质性制约因素，实际增长率会降低到潜在增长率之下，形成负的增长缺口，实现预期增长目标的难度将会增大。在第二个转折点来临的情况下，供给侧冲击也会转化为需求侧冲击，如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弱化会减少出口，经济增长的减速则会抑制投资需求，形成供需两侧的相互掣肘。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三种效应影响消费需求。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口就等于消费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消费就扩大，人口减少消费就萎缩。二是年龄结构效应。一方面，老年人的消费力和消费倾向通常较低，这部分人口比重提高就产生压低消费需求的效果；另一方面，在老龄化加快的情况下，就业人口也因承担社保缴费负担和进行预防性储蓄而减少消费。三是收入分配效应。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在收入差距存在并且扩大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会受到抑制。

    依靠深化改革化危为机

    防范和化解人口因素致使经济增长偏离合理区间的风险，要求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形成新发展格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发挥好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潜在增长率的支撑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提高潜在增长率与扩大需求的应对举措有机结合，使增长潜力得到充分发挥。这表现在诸多关键改革领域和每一项改革举措上面。主动推动改革，是应对风险的根本途径；延迟改革或者改革不到位，则是最大的风险隐患。

    首先，落实好中央关于“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的相关部署，推动实现自主生育，努力促进生育率适度回升，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国内和国际范围的调查都发现，无论实际生育水平是高是低，一般家庭的理想子女数大都为两个左右。实际生育率与理想子女数之间的差额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育”成本的高低。因此，我们应该抓紧利用已经为时不长的机会窗口，从妇幼保健、劳动就业、托幼教育等方面，切实降低“三育”成本，挖掘稍纵即逝的生育潜力。

    其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城镇落户，增加和稳定劳动力供给，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无论是挖掘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潜力，还是促进农民工落户进而缩小两个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都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从中收获供需两侧“一石三鸟”的改革红利：一是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缓解工资成本过快提高的趋势；二是促进劳动力跨城乡、跨地区、跨产业流动，释放资源重新配置的生产率潜力；三是提高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解除其后顾之忧，释放其消费潜力。

    再次，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双管齐下改善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国际经验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不足以把收入差距降低到合理的水平。同时，福利国家建设速度的加快提升，通常也发生于人均GDP在10000美元到20000美元期间。因此，从“十四五”期间开始，我国应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入手，显著加大再分配政策实施力度，尽最大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最后，从破除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促进市场主体的进入和退出、加强社会政策托底入手，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相关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越是把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在社会层面予以托底保障，就越是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因而无需对落后的产能、低效率的企业乃至过时的岗位进行保护，避免资源配置的僵化和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