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资先生是同一代人，年龄相同，经历差不多，家庭和教育背景也很相似。资先生和陈乐民先生的文章我很喜欢读，他们的各种言论我也非常喜欢听。我有时问自己，为什么会喜欢？我得出的回答是，因为经过了曲折和磨难，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大家在精神上有许多相通之处。资先生和陈乐民先生的文章常常引起自己的共鸣，所以我把他们引为知己。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我自己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思想过程。1950年我参加新民主义青年团，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以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以后，中国就走上了复兴之路，共产党将带领我们顺利地走上通向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家都沉浸在乐观兴奋的气氛中。当时学校里的党团干部还不是专职的，而是由学生自己兼任。我在学校担任了团干部和团课教员，积极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当时我们把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1]中所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所以我们除了学习专业知识，还组织和参加文学阅读、音乐欣赏等多种多样的社团活动，力求用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和文化来丰富自己的头脑。

但是后来发现事情不对了。人家批评说：“你们曲解了列宁。”列宁不是说得很清楚吗？“青年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的每一步骤同参加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斗争联系起来，才符合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称号。”为了赢得对剥削者和小私有者的斗争，必须彻底改造一切旧文化。1951-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开始是针对从旧时代过来的所谓“旧知识分子”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就成为批判老师的积极分子。到后来，我们自己也成为改造的对象。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努力地改造自己，批判自己在青年时代掌握的知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都全部被当作“封、资、修遗毒”彻底否定掉了，被允许继承的只剩下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那么，要用什么样的思想和文化来改造我们的“旧思想”呢？人们引用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的话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 “当人们向我们讲到道德的时候，我们回答说：在共产主义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斯大林曾经指出，青年团和苏维埃政府、工会等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传动装置”。因此作为青年团员，就应当自觉地成为这部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或者叫做“驯服工具”。

由于在进行这种“教导”时使用了许多美好的语言，使人们不能看清事情的本质。后来我读到曾经被称作“俄国革命的圣经”、“革命者守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2]，才意识到，原来是用这一套“守则”来改造我们的思想的。这篇“问答”的核心就是一句话：革命是最高的道德准则，革命可以不择手段。按照这一准则，就可以用革命的名义否定公认的价值，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去实现给人以似是而非的满足的虚幻目标。

不幸中万幸的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曲折，人们终于开始醒悟，努力重新回到人类发展的大道。就我们个人来说，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归文明，续写文明。我想这就也是陈乐民先生所说的“启蒙”。2008年陈先生去世以后，我给资先生发了一封E-mail，说自己读陈先生的文章如沐春风，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当然，因为年纪已大，进步不可能很快。但是我还是从资先生、陈先生的著作里获得了青春的感觉。现在我们怀揣着信心面向未来。虽然道路是艰难的，未来也必定存在曲折，但是毕竟找到了有可能实现的目标。能够往前走多远，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希望是存在的。

从启蒙到蒙昧，再从蒙昧重回启蒙，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年轻一代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但是恐怕我们下面一两代也有一些人是所谓“喝狼奶长大的”，因此也需要启蒙。

总之，非常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资中筠文集》这么好的书，鼓励我们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未来。

 （本文是吴敬琏先生2011年在《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的发言，原题为《重归文明，续写文明》，载于《直面大转型时代》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