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2年后，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下的经济减速不期而至，中国经济面临着较以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些事件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复杂，有些可能带来长期的结构性改变。挑战不仅来自事实本身，还来自对同一事实的认识分歧乃至冲突。但经济仍然是重要的，当务之急是中国经济能够重返稳定增长的轨道。2021年前两个季度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基本符合预期。第三季度出现明显回落，增速低于5%，第四季度进一步降低至4%。宏观增速下降主要是由于投资快速下滑。我们采用的腾景国民经济运行全口径数据库显示，按不变价当月同比口径，投资增速在7月出现负增长，降幅最大超过7%；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分别在5月和8月进入负增长，降幅也都超过10%。这是除了2020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冲击外，很长时期以来未曾有过的现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未回避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明确提出经济增长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增速下行的短期因素是疫情反复、限电停产、供应链冲击，包括上游原材料限产、涨价，缺芯、缺柜、缺工等。中长期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基建投资项目储备不足，地方债务风险加大，投资回报降低，融资能力下降，反映的是有效投资需求下降。房地产投资总体上已过峰值期，近年来拉动增长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结构性潜能也在回落，不大可能重返若干年来的较高增速轨道。我们研究团队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国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终端需求结构的比较研究显示，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相同人均收入水平下，中国的基建投资比重较OECD国家高出一倍以上，房地产投资比重也高出30%以上。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可能在前些年已经出现潜能透支的问题。疫情开始后的前两年，我国平均经济增速是5.1%，2022年政府提出的增长目标是5.5%。三年间GDP都停留在5%~5.5%的增速区间，这是疫情期间的阶段性现象，还是常态化的调整？我们倾向于后一种判断，也就是说，与疫情前相比，中国经济中速增长平台重心有1个百分点左右的下移。疫情前，人们还在争论是否要“保6”，而近三年和此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将会处在5%~5.5%的增长平台上。前一段时间经济增速已低于潜在增速，如何使之尽快回升至潜在增长轨道?人们往往首先诉诸宏观政策。无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可以力度再大一些、有效性再高一些，在经济下滑之际起到托底提升的作用。但经验表明，仅有这些是不够的，甚至这些不是主要方面。预期转弱是这次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预期问题以前也存在，但这一次似乎更为突出，起因也更为复杂。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投资者、生产者不看好前景，那么即便宏观政策宽松了，潜在增速也难以转换为实际增长动能。首先，要重申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开放发展的系列大政方针，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等。之所以要重申，是因为诸多因素带来观点和政策上的混乱，通过重申澄清是非，可以增强大政方针的可信性。其次，需要加强对市场经济基本常识的宣传教育。比如，对能耗总量和某个行业增速的直接控制，其前提是对能耗和相关行业需求的精准计算，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做到，当初就不用改革计划经济了。因此，还是要讲清楚什么事情需要市场做，什么事情适合政府做。最后，应更多运用法治办法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法治的优点就是连续、稳定，不因人因事而随意改变。还是要讲一句老话，要多用法律的、经济的办法，在需要用行政办法的场合，也要提高其科学性，通过法治建设的进步推动政策和预期的稳定。保持与潜在增速相适应的实际增速是必要的，通过努力也是可以争取到的，但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并与其相协调。从长期看，这样做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这一点在2021年经济增速分别按不变价人民币、现价人民币和现价美元计算的差异中已经明确显示。2021年GDP总量按不变价人民币计算增长8.1%，按现价人民币计算增长12.8%，按现价美元计算则增长20%。如按现价美元计算，GDP总量在2020年为14.7万亿美元，2021年为17.7万亿美元，增加3万亿美元。这3万亿美元中，大约2万亿美元来自现价人民币衡量的增长，1万亿美元来自汇率升值。从2020年到2021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6.9升到6.45，升幅为7%。按照已有发展规划，到2035年，我国人均收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3万美元以上。如果按人民币不变价计算，即使人均收入翻一番，此间年均增速也要达到4.7%以上，难度相当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已定目标无法实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汇率变动。根据日本、德国的历史经验，其人均收入在达到1万美元后的16年间，都经历了经济中速增长和汇率快速升值的过程，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上升，其中汇率升值的贡献显著大于实际增长的贡献。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问题，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由此引出的启示是，我们需要保持可争取的、不盲目追高、符合现阶段潜在增长率的增速，更重要、难度更大的是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其内涵包括宏观基本稳定，微观有活力，结构持续转型升级。假设年均实际增速为5%左右，人民币现价与不变价差额和汇率升值之和上升5%，到2035年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无论是保持必要增速，还是坚持高质量发展，都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到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激发结构性潜能上。在逻辑层面，我们可以区分三种增长率，一是技术可能性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二是既有体制架构内可实现的增长率，三是宏观政策约束下可实现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是以上三种增长率的叠加。如前所述，技术可能性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但仍可达到5%~5.5%。近些年宏观政策的度总体上把握得较好，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基本上满足了经济救助、恢复和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搞大水漫灌，不存在政策过紧而压制增长率的情况。这样，关注的重点就要转到技术可能性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和体制架构内可实现的增长率之间的缺口上。近期需要推出一批具有扩张性的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创新的政策举措，放松不当体制政策对增长潜能的约束，使之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力量。
（本文摘编自刘世锦主编《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增长》，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0月出版。版权归作者及本书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及作品出处。）
